民国才子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分析

郁达夫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其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与时代特征的零余者形象，并且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也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现实遭遇与思想困惑。本文试图从他的三个时期的文学代表作品入手，来进行四方面的论述，首先，第一阶段中的异域的沉沦者，其次，第二阶段中的孤独的血泪者，再次第三阶段中的徘徊的迷羊，最后，探索这些人物形象出现的个人原因与社会原因，由此，能更深一步加深对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形象的理解。

一、异域的沉沦者

（一）封闭脆弱的他

从1913年到1922年，郁达夫在日本度过了十年的青春岁月，而在他回国的前一年，1921年，他创作了将作者推向了风口浪尖的作品《沉沦》，“褒之者认为它真实地书写了青年的时代病，开创了小说的新体式，标志着‘自我小说的兴起’贬之者攻击它为‘诲淫’是不道德、不端方的文学。”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有对关于“性”的大胆直白的描写。他的“性”常常把个体性的性压抑性苦闷与各种忧国的情绪结合在一起，他一直重视“性”对于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他在《戏剧论》里说：“种种情欲之间，最强而有力，直接摇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诸本能之中，对我们的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恋爱，性欲，结婚，这三重难关，实在是我们人类的宿命的三种死的循环舞蹈。”

郁达夫一直是重视自身感情与内心的一个作家，他真诚地书写记录着小说中的主人公包括他自己在性压抑与释放时期的各种思索与萌动，而对这些方面的书写，对一味强调传统与道德的文坛来说，具有很明显的突兀感与不适时宜感，因此，他们很容易地被扣上了“淫秽色情”的帽子，但是，作者在这里所要探测的不仅仅是对身体本能与欲望的一种描写，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来说，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留学生们表现出来的对自身价值与人生价值的惶恐与不安，而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们非但没有得到人性的解放，反而受到了更深程度的抑制，他“大胆而真实地写出了性的苦闷，是“五四”时期青年追求理想和爱情而又被现实所压抑的苦闷，……是对几千年来的封建道德的一种挑衅。……郁达夫写性的苦闷，是在对封建道德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上而来的对封建道德的一种彻底的批判，他在小说里赤裸地暴露性的苦闷，“不但冲破了扼杀人们个性与性格的牢笼，而且他挑开了旧礼教的遮羞布。作者在大胆地宣称：性的解放和追求是合乎道德世理的，而压抑这种合理的需求就是违反人性，虚伪透顶的东西。”

（二）压抑苦闷的他

因而，《沉沦》的书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郁达夫自己认为，“《沉沦》是描写一个病态年轻人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我的描写失败了。”即一个原本有着光明前途的留学生最后选择了以自杀的形式结束生命，作者抓住了这其中主人公心理与情绪的变化思路来进行书写，开篇作者就介绍了他的基本性格，“孤独”且“自绝于人世”似乎任何人对他都不友善，而“他”只有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才能找到一丝做人的乐趣，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又时时刻刻向往着爱情与自由，然而，更深的悲剧性是“他”时刻在内心提醒着自己是“支那人”，是弱国民族的后代，而这也就宿命般地决定了“他”无法在异国得到正常健康的爱情，因而，敏感多疑的性格刺激着“他”，被异族的歧视又时时刻刻刺激着“他”，而自弃于世的孤独与寂寞又刺激着他，因此，在这种种的不协调与刺激中，作者主动放弃了生的权力而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这些作品是在郁达夫的早期所创作的，这时期的“零余者”主人公还是比较单纯，观察思考社会与现实的视野也比较狭窄，他们的忧郁，孤独，苦闷完全可以看作是来自内心的矛盾，对爱情的期望与失望，对祖国贫穷不振的认识，时时刻刻体验到的被歧视、被排斥与被嘲笑的情绪，是激起这些“零余者”痛苦的根源，他们敏感而又柔弱的内心在黑暗坚硬的现实夹缝中苦苦挣扎，他们或寄托于女性，或寄托于爱情本身，但是这些“零余者”又无法承受的住爱情的幻想破灭后的绝望。所以，郁达夫创作的这个最初的“零余者”形象，既勾画了零余者形象的整体轮廓，也奠定了其基本的性格发展模式与理念。

二、孤独的血泪者

（一）敏感孤独的余质夫

在回国后，作者目睹了社会的残酷，饱尝了现实生活的艰辛，对人性的黑暗与阴暗有了更大幅度的思考，因而，不论从创作素材来说，还是对生活道理的思索来说，他在第二阶段的创作思想内容更加深刻，而其手法也更加圆润饱满。

郁达夫曾在《忏余独白》里用一段话来描述他刚回国后的心境，描述他自己是一个“刚从流亡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到此我才领悟彻底，”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心境是到了何等沉痛的地步，而郁达夫回国的时期正是五四的落潮期，生存环境满目荒凉，文学氛围又腐败不堪。而这一切的混乱都无异给郁达夫的思想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

作者在1922年所创作的小说《茫茫夜》中的主人公“于质夫”是一个在国外遭受外国人压迫，回国后又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表面上看似因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而沉湎于妇女之间，但在实际情形看来，他是一个富有一定的正义感与满怀同情心的知识分子。她在那个年代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始终站里在正义与人民的一方，并且他对时代风潮有着鲜明的感受力和爱憎之情，她对下次妓女的遭受百般凌辱非但不歧视，还给予了她们尽可能的帮助。他是把她们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郁达夫刻画的主人公富有才智与同情心，他反抗斗争现实，但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同情下层人民，但是又因为自己的软弱而无能为力。他不满于自己的懦弱，但是却又缺乏超拔出来的精神力量与勇气，作者郁达夫精确地概括了当时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现实但是却又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形象。

（二）软弱无力的于质夫

而谈论到“零余者”主人公仍然和沉沦时期一样，他们神经脆弱。内心敏感，孤独自傲，希望可以从女性那里得到安慰，把她们当成自我排遣的方式，但是，在这一时期，“他”所面临的实际的生活困境和社会问题让“他”更深刻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现状的实质，生的压抑，经济生活的压力把“他”从一个单纯的学生转变成一个贫穷自戕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明显的由“性”的苦闷到社会的苦闷的转型中，郁达夫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比较本质性的存在与现象，并且他开始“正视人生”，而且还号召人们进行反抗，进行斗争，但是，从中也能清晰地看到作者比较柔弱的个人主义情结，因此，在具体的斗争中又流于幻想，消沉和屈服。“他”由于对更深层次的个人矛盾与社会矛盾有了深刻的思索，因而，在思想与书写上也呈现出了更深刻的彷徨与迷茫，“他”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苦苦思索着个人的出路，社会的出路，然而发现前路一片混沌，“他”依旧是看不清方向，而这种彷徨迷茫跟看不清出路，在郁达夫的第三个阶段的创作中有了更加明显的呈现。

三、迷惘的徘徊者

（一）意志薄弱的革命者

而到了第三个方面转变的途中，作者郁达夫原有的苦闷被政治的苦闷所取代掉了，而他也最终有所了悟，即找不到别的出路就只剩死亡一条路可走了，所以，他的思想也开始从个人往集体做着转变，他的个人行动也开始由颓废消极走向对抗向上。直到最后，他终于变成了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

从1927年之后，以作品《过去》、《迷羊》、《迟桂花》、《出奔》等作品为标志，他的小说创作的确进入了观念转变的途中，他的视角已开始由自身个体的内心世界转到了其他周围的社会环境，在题材上，作者已经不仅仅局限与贫穷与压抑的故事，而是已经由狭窄的身边琐事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环境，在具体的风格方面，不再像从前一样只是一味地颓废，悲哀，感伤，而是已经转变成写实，讽刺，深刻。并且，在这时，作者已经开始看清了社会的本质，开始不遗余力地去谴责攻击军阀，官僚，同时，作者对底层的劳动人民也有了深切的关照与同情，但是，郁达夫作为一个被时代大潮所裹挟的知识分子，他对改变底层人民的艰难处境又束手无策，在经过了时代大潮的洗礼，并且也经过了人生的困顿苦厄之后，在他眼前出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完全进入时代的大潮里边，去做一个勇敢的革命斗士。而另一条是作者做一个时代大潮的隐士与旁观者，因而，在这一时期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零余者”的两个不断交替出现的形象：一个是认清了社会的本质现象与内容，同情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在社会现实环境逼迫下自愿参加到革命斗争中去的战士形象，另一个是因为长期郁郁不得志，在社会的铜墙铁壁中处处碰壁之后以求得内心安宁而隐居山野的避世者形象。由于在郁达夫小说中，革命者形象出现的次数并不是太多，并且由于他对这类生活又不怎么熟悉，缺乏一定的社会经历与体验，所以在对这类形象的塑造与把握上有很大的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他们出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就是说，“零余者”思想有了一定层次的新的发展，因而他们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笔者就以郁达夫的文学作品《出奔》为文本对象，进而对这一革命者的形象有一个大体的分析与把握。在这部文学作品中，革命者就是主人公，他以革命者的活动为基本主线，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由“零余者”到“革命者”的发展线索：由为了摆脱自己艰难尴尬的现实处境而将革命作为逃避现实的基本手段，完全顺从命运式的被摆布。到主动接受新的革命思想，主动思考自身的命运并主动采取行动以图改变：再到已经拥有革命者的身份却又重新回到既定命运的轨道，似乎看来已经是成功了但最后仍然以失败而告终的发展变化过程。

而在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在郁达夫的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郁达夫以极其敏感的洞察力，感受了革命的巨大危机，并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说，郁达夫对社会现实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敏锐的触觉，所以，他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写出了政论《在方向转变的途中》指出革命正在处于一个危险的过程当中，并且预言了蒋介石对革命的叛变与破坏，号召人们起来打到“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由这一方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郁达夫不仅仅有爱国家的热情，同时对革命也有长远清晰的认识，而更令人称赞的是，郁达夫在政治变革之后没有被吓倒，反而更清楚地看到了反动派的真面目，对他们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揭露与批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革命斗争永远都是艰难曲折。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成功地掌握了命运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在《出奔》里，这个革命者一出场就是革命队伍里边的领导干部，他年轻有能力，沉稳老练，是一位标准的革命者形象，但是，这个标准的革命者却仍然难逃命运对他无情的捉弄，和董婉贞的婚姻就轻易地毁掉了他，直接导致了钱时英的迅速沦落，一个沉稳的老干部竟然用纵火的办法来摆脱困境，郁达夫用这一出悲剧揭示出：即使找到了解决黑暗现实社会的办法，但是意志薄弱的革命者仍然会误入歧途。

所以，从这一层面来说，这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革命欲望却因为和地主阶级的结合而革命不成功不彻底的悲剧性的革命形象。郁达夫通过这个充满着悲剧与矛盾的革命者形象告诉我们，“在革命顺利发展时，敌人会采用各种伪装钻进革命阵营，反动家庭出身的青年如果不彻底砍断同罪恶家庭的情感关系，就很可能成为反动阶级在革命阵营里边的代理人，革命者则存在着蜕化变质的问题，作品中表达的种种思想观点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关系到社会革命的成败。因而是非常重大的。”

（二）彷徨落寞的革命者

但是在另一方面，郁达夫在竭力思索着革命出路与未来的同时，他还在思考着另一种可能性，避世隐居。在作者面对着这样一个充满着战乱，政治黑暗，道德价值变形的时代，郁达夫内心中的隐居思想有了更近一步的发展。

由于作者的成长环境关系所为，作者有着一种很难与别人接近的孤僻性格，到日本留学期间更是助长了这种离群索居式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状态，而到回国以后。严酷的社会现实不仅击碎了他想实现理想的抱负，而且不断地逼迫着他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但是，艰难的社会现实环境连这么一点简单的追求都不能满足，郁达夫本来就孤独，敏感，充满着种种灵魂的虚无与深渊，再加上社会的艰难困厄，所以，他对他自己一直钟爱的文艺事业也有了一种怀疑的心态，而再加上他身体上的结核病以及退出创造社都给了郁达夫沉重的打击。他在《十一月初三》里边写到：“现在我是四海一身，落落寞寞，同枯燥的电杆一样，光泽泽的在寒风灰土里打颤。眼泪也没有，悲叹也没有，称心的事业，知己的朋友，一点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所有的就是一个空洞的心！同寒灰似的一个心！”他反省自己，反省人生，反省社会，反省周围的环境，可是随着反省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想逃避。

1927年，就在作者本人感觉到，“不去做和尚，也应该沉大江的时候，”曾经如此呼唤与渴望的爱情终于降临在他身边，王映霞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温暖了他苦寒贫瘠的爱的生命，这爱情的降临似乎给了他重新走下去的信心与温暖，而正是因为长期求索爱情不可得，在他笔下出现了那么多畸形变态的爱情形象，他才会竭力刻画不同的妓女形象，作者很老道地刻画出了他们共同作为人生零余者与落魄者而相依为命的哀凉感，以及由于性情气质的相投而产生的依恋深情，王映霞的出现就给了处于精神思想与现实环境围困中的郁达夫一丝丝亮光，也使得作者得到了些许关于之前深切呼唤与希冀的爱的温暖。

30年代，郁达夫的创作虽然也有着内在的局限与寂寞，但“已不像前期那么充满着浓烈的火药味了，”他“早年即对人生的变化无常有深刻的感受，人到中年，经历变故和打击，更是感受了世事艰难与白云苍狗，弃世之心日益坚决，……正是这沧桑与幻灭感，使得在他后期作品中流露出浓厚的看破红尘，如梦方醒的隐居之气”。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零余下”形象的迷茫与徘徊显而易见，他徘徊与两条路之间，他清楚地知道只有通过革命与暴力人才能从被奴隶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同时，知识分子尤其是他的敏感与软弱又使得他对田园牧歌的生活充满着期待与幻想，他没有办法选择，只是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彷徨，落寞，又孤独无所依，只能在传统与现代中寻求自己能生存下去的缝隙，但是可想而知，又是何尝容易呢？所以，总得看来，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反映了20世纪20－30年代了一部分年轻人的生活与思想状态，特别是比较深刻地反映出了带着一定的不安与病态且又不甘心沉沦的年轻人，而在这一方面，郁达夫对年轻人的深层次的心理描写是比较成功的，而在这其中，他对社会的黑暗性与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彷徨无助感也有很深层次的体会与描写，他写在他那个时期年轻人的苦闷与不满，尤其是在精神与肉体之中的变态跟畸形，他不仅仅是对这部分青年人的斥责与同情，更是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无声反抗与低声怒吼，而最主要的，也还是所有的“零余者”形象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自我描述或者完满宣泄，并通过自己的思索，反省，感悟来探索“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出路。

四、“零余者”形象形成的原因

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个对中西文学都有他自己的独特感悟与认识的一个作家，他的独树一帜的创作方法，独特的人物形象，独特的文学创作个性是由多方面综合而成的，要具体来谈论的话，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作家个人成长环境与特殊阅历，第二中西方文化对作者的深刻影响。首先，从作家的个人成长环境与特殊阅历上来说，郁达夫十分强调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融入进他自己的思索感悟与基本的生活形态，所以，在他那些带有一定自传性质的小说中，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出郁达夫的人生过程与人生阅历，他不断地去描写他自己的精神困惑与思索，还有他自己的种种不幸与苦难，也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苦难与不幸也刺激了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因而，要更全面更彻底地对他的小说创作要有一定把握的话，必须是要对作者本人的基本阅历与人生经验有一个大体的认识与把握，只有这样，读者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位“孤独”的漂泊者。郁达夫出生时，家道已经开始衰落，而在作者三岁的时候，父亲又不幸离去，母亲要为担负全家人的家庭生计而四处奔波，两位兄长也离家求学，郁达夫曾经回忆说：“在我这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我脾气的古怪而和我闹翻，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疼比我的，却是一位忠心的婢女翠花。”可以看出，郁达夫对自己童年的回忆，始终离不开穷困，孤独，敏感与落寞，也因为这些东西，一直使他胆小，孤僻，因此也影响了作者的一生。“从童年时代起，孤独的身世和贫寒的家境，以及家庭生活环境所形成的心灵与情感上的压抑，一直与经济的压迫，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心理反拨扭结在一起，贯穿作家的青少年时代，直至中年。”根据一定的资料记载，郁达夫在童年时代就开始大量阅读中国传统性的文化著作，如《红楼梦》、《六才子书》、《西湖佳话》《花月痕》。可以看出的是，作者在年轻的时候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会了如何塑造本质上传统但覆盖带有一定程度的颓废和衰落的面纱的人物。而出于对教会学校的失望，作者1911年退回到老家，在作者在老家的两个夏天的时间里，作者开始尝试写作小说，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头，但是这一时期的尝试对作者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很深程度的影响，因为在这一时期内，作者的基本的文化心理，人格机制和个性气质的构建与塑造开始趋于完成，郁达夫自己也承认：“对我的一生，这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1913年，郁达夫来到了日本，进入了他求学与创作的崭新阶段，在日本求学的这一时期，郁达夫开始感受到性的苦闷以及因为祖国的衰弱而引起的被歧视、被侮辱的苦闷。他开始了更深一步的文学探索与阅读，他学习了日本的“私小说”，西欧和俄国的“多余人”等人物形象，还有很重要的法国卢梭的“忏悔精神”。在此，作者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将性的苦闷和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当郁达夫完成学习，回国以后，立即陷入了漂泊不定的求生存与安稳的生活状态，感受到了中国最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并且他对广大的底层人民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更为深刻的同情。所以，在思想情感上，逐渐开始靠近劳动人民，1925年是郁达夫思想最沉重苦痛的一年，在这一年之中，他基本没有创作过任何的文学作品，“我从事写作以来，我从没有尝试过如今这么恶劣的心境。今年我感觉到很多的幻灭，起了很多的疑团，我恐怕我的创作能力会永远消失。”作者从武昌回到上海，从上海回到富阳，在思想上已经开始了深切的渴望灵魂的宁静与平静的渴望。1926年，作者来到了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郁达夫是抱着美好的希冀来到广州的，但是广州的黑暗现实与内部腐败使他感受到了深深的失望与无力感，随后，作者又因与内部人员不合而离开了创造社。1927年，作者遇到了他有限生命中的最重要的女性——王映霞，和王映霞的结合成为了郁达夫生命的转折点，无论是郁达夫的到杭州，还是去南洋，都和王映霞有着很大的关联。王映霞的出现，使得作者很大程度地减轻了他的孤僻与忧郁的性格，同时，也加强了他个性与生活方式中比较传统的一面。而到了1935年，这成了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终结期，其实在1930年之后，他的小说创作已经开始陷入了艰难的阶段，而1936年担任政府职务到1945年在苏门答腊岛遇难，郁达夫再也没有创作过任何的小说。

其次，从中西文化对作者的影响方面来说，郁达夫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学习与接受是一个自觉或者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尤其对于留学于日本的郁达夫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开始自觉地将西方创作方法与自身特点结合起来，将中国古典浪漫性的文学与西方现代派的文学写法结合起来，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郁达夫在回忆他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曾说，他是在和西方文学的广泛接触之后才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的，“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科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个作家的作品上去。”具体说来，外国文学对于郁达夫的影响主要有日本的“私小说”；西欧和俄国的“多余人”、“世纪儿”形象；法国卢梭的忏悔意识。郁达夫在留学之后开始大量接触西方的文化，但是在17岁之前，他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并且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他自觉地将西方现代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进行了融合。他在国内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禁书”如《六才子》、《石头记》、《花月痕》、《牡丹亭》等，还钻研过《沧浪诗话》等旧体诗的创作，郁达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虽然只发生在童年时期，但是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从孔子开始就以“道”为最高标准，而这个“道”的实现只能靠以“道”自任的个人——知识分子来彰显出来。郁达夫曾参加过国内文官的选拔考试，并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在进行革命工作，这些事情都说明了只要条件成熟他是非常愿意融入社会革命的大潮的，但是一旦遭遇到困难，他就立刻想到了如何独善其身，这种思想在他后期的文学创作中有着清晰明了的体现，这种情感的矛盾与冲突，在郁达夫身上有着很明显的表现，中国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良心常常因为社会的动乱而使得知识分子陷入在无尽的折磨与苦恼之中。

郁达夫除了在思想上接受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精神之外，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与清代的黄仲对郁达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魏晋时期混乱动荡的社会局面创造了阮籍，嵇康，这两个悲剧性的典型，苦闷的象征。嵇康把庄子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而阮籍却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俗世之间，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难之中寻求着解脱，他对于世俗的污秽有着深深地厌恶，而嵇康追求平淡宁静的愿望与阮籍的自傲自怜和郁达夫的孤独寂寞又是何等的相似啊！

郁达夫与黄仲则有着心有灵犀的感叹，黄仲则命途多舛在情感上和郁达夫激起了深深地共鸣，彼此之间有着深深地同情与同命相怜的凄凉感，郁达夫是从骨子里继承了他的忧郁、落拓不羁、放浪形骸的气质与心灵，出于对黄仲则在情感与思想上的认同，郁达夫在《采石矶》中，塑造的黄仲则的形象带着郁达夫自己深刻的心理结构与特点，郁达夫将自己与自己欣赏的文人结合在一起，既表现了黄仲则的鲜明性格又表现了郁达夫的深层思想与心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作用于郁达夫的在他所有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二者经常交替出现，同时，两者的巧妙结合使郁达夫的创作有了不同层次的深度。

结语

在很长时间以来，评论界对于郁达夫一直有着较大的争议，有些作家称他为“颓废派”作家，也有的评论家对他评论很高，如郭沫若就曾将他和鲁迅，闻一多相提并论，说：“鲁迅先生的韧，一多先生的刚，达夫先生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这充分说明了郁达夫文学创作与思想的多元与复杂性，而之所以有这样不同的论述，恐怕还是在于郁达夫小说的性描写，感伤情绪，颓废色彩，而如何正确合理地理解这些情绪是理解郁达夫小说的关键，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郁达夫本人曾经说过：“我的心境是如此，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世人若是骂我以死来作招牌，我肯承认的，世人若骂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认的，骂我无耻，骂我发牢骚，都不要紧，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

那么，郁达夫的苦闷是什么呢？“第一，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没有用的……我这样生在这里，世界和世界上的人类，也不能受一点益处，：反之，我死了，世界社会也没有一点损害……第二，且说中国吧！对于这样混乱的中国，我竟然不能制造一个炸弹，杀死一个坏人，中国生我养我，有什么用处呢？……第三，家庭……让我看，啊！我对于家庭还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由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郁达夫的苦闷是大到世界，小到个人，所以说，这样一个心怀世界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颓废派”的作家呢？他只是一个真诚的作家，把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出来了。正是因为他的坦率与真诚，他才开创了“自传体”小说的全新模式，推进了现代中国白话小说的全新发展，作为一个具有着开拓精神的作家，郁达夫不仅在内容上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零余者”形象，而且在小说的创作方法方面也有着自己全新的创新。郁达夫的“零余者”是富有时代精神与内涵的，而“五四”特殊的文化背景又使得他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种形象的出现，是由个人情感，社会思潮和民族感伤的多重因素制造而成的，这些徘徊在人生路口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被打上时代烙印的知识分子形象，不但记录了作者本人的情绪发展史，而且记录了时代发展的精神史，同时，也展现出了知识分子不同的心路历程，而这些，都是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郁达夫是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探索者，他的文学创作的观念，艺术方法，审美选择，在当时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他是“五四”开拓时期的精神产物，在刚刚探索现代化的起点上，他就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文坛的前进方向，他以自身的探索与活跃在当时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显示出了重要的文学性与价值观的探索性，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他的创作和他的人生、思想、一起显示出了某种独特且迷人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