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可力：父亲乌兰夫与成吉思汗陵墓的旷世情缘

乌可力：父亲乌兰夫与成吉思汗陵墓的旷世情缘

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的陵墓，坐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栉风沐雨已近800 年的历史了。在上个世纪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和新中国起步腾升的初创时期，历史的机缘巧合，让我的父亲乌兰夫与成吉思汗陵墓结下了不朽的旷世情缘。今天，我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传奇故事与大家共同分享，谨以此文纪念早已远去的父亲，并献给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成陵风雨八百年

公元 1227 年，元太祖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时驾崩于西夏图尔默格依城（灵州）。根据成吉思汗的遗旨和蒙古习俗，将其宫帐等遗物安置于东征西夏时路过的穆纳火失温（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作为全体蒙古民族信仰的“总神祗”，永世纪念。成吉思汗的遗体则从穆纳火失温秘密移葬在位于今蒙古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名为因肯特山阳也特翰（汉文称“起辇谷”）的地方。

从元代开始，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遂将总神祗按照蒙古民族的礼俗，以象征“帝王九种瑞兆”的方式，对祭祀奉品进行了明确固化。

“帝王九种瑞兆”的象征是：1、镇远大黑纛（黑色军旗）；2、宏声烈性大红号；3、威武强劲的弓箭；4、精致的红木奶桶；5、金刚宝刀；6、坚固的金马鞍；7、宽大的衣带；8、御用大座椅；9、可靠的乌尔鲁克（蒙古语：将领）。

这九种瑞兆象征中的“可靠的乌尔克鲁”——是成吉思汗九位将领的子孙后代，负责守护和祭祀其他八种象征性的神物。这八种神物，分别安放于八座白色蒙古包式毡包祈殿内供奉，这就是成吉思汗灵榇安放之地——鄂尔多斯八白庙（亦称“八白室”）的由来。

与八白庙有直接关系的还有四个额尔多（蒙古语，意为宫殿），又称四大营帐。成吉思汗的四位夫人孛尔帖、忽兰、也遂和遂干相继去世后，四位夫人的营帐也从漠北南迁至穆纳火失温，与八白庙永世相守。

负责守护八白庙与祭祀的人员，以成吉思汗的部将孛古尔济和木华黎的子孙为首，包括蒙古各部族的人员，他们来自蒙古高原各地，并作为蒙古各部族的代表，世世代代侍奉成吉思汗八白庙。

清统一后，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庙祭祀的 500 户成吉思汗部将的 3000 余名后裔，被清廷授予“达尔扈特”（蒙古语“担负神圣使命者”之意）的荣誉称号。康熙皇帝同时颁旨，赐称八白庙为“成吉思汗陵墓”。

从公元 1227 年起算至公元 1938 年，成吉思汗陵墓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伊金霍洛已经静静地安睡了711 年。期间，蒙古民族各个部落的代表，按照忽必烈传世下来的规矩，每年四次汇聚成陵举行隆重大祭，从未间断。成吉思汗陵墓，早就成为凝聚全体蒙民神圣的民族寄托和不朽的民族图腾。

但是，从公元 1938 年开始，在鄂尔多斯高原延续了 700 余年的这个传统铁律被一个意外情况破坏了。这个意外情况，不仅引起了整个蒙古民族的惶恐不安，还震惊了远避“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也由此演绎出了 1939 年 6 月，成吉思汗灵榇向甘肃兴隆山的悲壮西迁，并于 15 年之后的 1954 年 4 月，又从青海塔尔寺最终辗转东归鄂尔多斯陵墓圣地的长篇历史大剧。父亲乌兰夫亦因此与这座风雨 800年的成吉思汗陵墓产生了历史交集，结下了挥之不去的旷世情缘。

毛泽东最先做出战略预判

1938 年的 5 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紧急召见在国民政府新编第 3 师以政训处主任的公开职务担任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委书记的父亲乌兰夫和中共地下党员、新 3 师师长白海风。

这个被国民政府赋予正式编制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 3 师，是 1936 年 2 月 21 日，以父亲乌兰夫为书记的中共西蒙工委策动发起的百灵庙暴动后，掌控的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民族武装力量。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这支队伍参加了傅作义将军领导的绥远抗战，从百灵庙大捷到归绥和包头保卫战，仗仗都与日寇和敌伪蒙奸杀了个惊天动地，成为内蒙古高原上一支谁也不敢小觑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延安，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引领着父亲乌兰夫和白海风，来到了毛主席的驻地——凤凰山麓的李家窑村。毛主席紧紧地握着父亲和白海风的手，发出一番感慨。毛主席说道：“高岗同志，我听说眼前的这位云时雨（父亲当时的名字）同志，可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吃过洋面包的；这位白海风同志还是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双料高材生。我看了半天，怎么看也没看出来。”高岗笑着说道：“他们两个人啊，和我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西北土坷垃！”毛主席哈哈大笑，说道：“好一个西北土坷垃！所以嘛，你们才能植根于内蒙古大草原的土壤里，结出了土生土长的好果子！”

毛主席对父亲乌兰夫和白海风几年来远离党中央，在内蒙古地区独立开展地下工作和抗日武装斗争的艰辛历程给予了高度评价。之后话锋一转，突然问道：“党中央从 1 月份就急电你们到延安一叙，听说了你们那里不是很方便，拖了 4 个多月，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还好，总算没耽误大事。你们知道中央为什么急着让你们二位过来吗？”父亲和白海风沉下心来，听毛主席娓娓道出了事由的原委。

毛主席询问：“你们为什么把部队拉到了陕北地区的府谷县？”父亲向毛主席报告说：“百灵庙暴动之后，部队被傅作义收编，给了个蒙旗独立旅的番号。去年底包头保卫战一结束，国民党第二战区就命令我们向河套地区开进，为傅作义的老家看家护院。我们没有听他们这一套，悄悄把部队拉到了鄂尔多斯。白海风同志利用他曾经是何应钦的学生这层关系，跑了趟武汉，从军政部要了个新编独立第 3 师的编制，从国民党的第二战区转隶到了西安行营，我们就堂而皇之地过了黄河，驻守在了陕北府谷县的哈拉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部队放在延安的北侧地区站岗放哨，防止日寇南渡黄河威胁党中央的安全。”

毛主席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说道：“云时雨、白海风同志，你们有如此的大局感，很了不起啊！但是，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情况，急需你们了解掌握，你们也好对下一步的军事安排尽快做出更有针对性的调整。”

毛主席向父亲乌兰夫和白海风详细介绍了党中央对当前抗战大势的战略判断。毛主席说道：“去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从淞沪会战开始，到南京保卫战，侵华日军虽然都取得了惨胜，但是付出的代价巨大。日本已经在中国南方战场投入了 76 万作战兵力，占去了他们侵略中国近百分之九十的军事力量。下一步，日本人的战略目标是武汉，这又是一场投入巨大的战略对抗。我判断，只要武汉会战的战端一开，不管胜负如何，我们中国就要摆脱最困难的被动局面了。”

“这是为什么呢？”父亲乌兰夫向毛主席问道。毛主席笑了笑，说道：“因为武汉会战，日本人志在必得，就必须继续全力投入。国民党为了守住通往四川大后方的战略门户，必然要依托长江天险，孤注一掷地与日军进行全面的拼死与对。这样，从战略态势上看，中国的抗日战争就要从现在的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因此，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面对父亲乌兰夫和白海风的不解，毛主席说道：“以武汉和长沙为核心的长江大会战，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成为中日双方正面较量的主战场。日本必然采取‘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在中国的北线地区只能采取守势了。因为，日军在中国已经拉开了将近 4000 公里的战线，它的军事资源和作战兵力开始捉襟见肘。这也是从去年包头会战之后，日军一直未能继续西进和南下的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吧，在中国北线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所以，你们要调整对日军作战的思路和部署，尽快北渡黄河，前出至鄂尔多斯高原搭台唱戏！”

毛主席一番高屋建瓴的战略分析，让父亲乌兰夫和白海风感到了醍醐灌顶般的震撼。父亲和白海风急切地询问讨教：“这出戏咋个唱法？”

毛主席成竹在胸，继续缓缓而谈：“去年 11 月份，太原会战一结束，我们的八路军就迅速深入敌后，在华北地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以广泛开展游击战的方式继续与日伪军进行斗争，有力地策应了友军正面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所以，我急着把你们叫到延安来，就是想当面建议你们把部队拉到黄河北岸去，在鄂尔多斯尽快做出两个方面的重大动作。”

毛主席明确指出了这两个重大动作的具体内容。毛主席说道：“第一，鄂尔多斯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你们要影响带动当地的广大群众，争取蒙古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一道抗日，多以机动作战的方式，坚决打击粉碎日伪军对这一地区的资源掠夺。不管是矿产资源还是畜牧资源，都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具体该怎么办，你们都是出色的一线军事指挥员，比我有经验，我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说到这里，毛主席神色凝重地转移了话锋，说道：“云时雨同志，白海风同志，你们还要准备做出的第二个动作，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况。这个特殊情况，就是坐落在你们鄂尔多斯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墓。直觉告诉我，日本侵略军和内蒙古现在的那个德王蒙奸伪政府，一定要在成吉思汗陵墓的问题上做文章。对这个特殊情况，你们必须有要有充分的战略预判，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几十年后，父亲乌兰夫每每回忆起 1938 年 5 月，毛主席在延安凤凰山麓李家窑村窑洞里的这次紧急召见，都是感慨不已。父亲说，毛主席真是一个战略大家，当我们还在陕北府谷县的小山寨子里琢磨着如何对付日寇南下可能的时候，毛主席就透过内蒙古高原的重重迷雾，把对手的战略动态和阴谋企图看了个明明白白，为我们指出了行动的方向，而且是鞭辟入里，丝丝入扣，分毫不差！

日寇和蒙奸德王的阴谋

1937 年“七七事变”不久，自诩为 “成吉思汗第 29 世孙”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长、世袭蒙古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凭借侵华日军的支持，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公然宣布“蒙古”自治，成立了所谓“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并将伪政府所在地归绥改称“后和豪特特别市”。

这个野心勃勃的傀儡政府，虽然宣布了对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锡林郭勒盟，以及后和豪特市和包头市实施辖控，但是包头以西的伊克昭盟、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的王公们，仍然只认国民政府，对德王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都是戒心筑垒，根本就不买账。根据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蒙古待遇条例》，承诺各蒙古王公的管辖治理权等一律照旧。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成吉思汗八白庙蒙古族总神祗仍按传统进行祭祀。

这种状态，不仅令德王和他的伪政府万般无奈，侵华日军亦感到距离 1927 年 7 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所提出的“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既定国策目标也是差距甚远。于是，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划下，一个“用思想和文化征服统治蒙古”的阴谋出台了。

按照日本人和德王的如意算盘，鄂尔多斯高原地处内蒙古西部，是日伪军向中国西部和南部发展进攻的战略要地。成吉思汗陵墓坐落在这里，这是要挟蒙古王公贵族和全体蒙民对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彻底臣服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砝码。遗憾的是，伊克昭盟虽然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上规定其为统辖区域，但日军和伪蒙政府的行政力量仅能达到该地区的准格尔、达拉特旗的黄河以东的局部区域，对觊觎已久的成吉思汗陵墓的管控，依然是鞭长莫及。

德王以为，只有控制了成吉思汗陵墓，才能最大限度地锁定蒙古民族的人心向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亦也会随之增值。德王和日本特务机关最终商定，不惜一切代价，把成吉思汗陵墓，从伊金霍洛整体搬迁至距离后和豪特市仅10 余公里处的大青山北麓，妄图以此实现“挟成陵而令天下”的黄粱美梦！

从 1938 年秋季开始，日本特务机关和德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迁移成陵的宣传造势和前期准备活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日本顾问金井章二少将和德王，指派日本特务内田勇四郎和伪政府秘书长补英达赉，来到守护成吉思汗陵墓的世袭王爷、伊克昭盟盟长兼成陵济农（成吉思汗陵奉祀官）——沙克都尔扎布王爷府进行游说。

知道了内田勇四郎和补英达赉的来意，沙王明确表示，本王的伊克昭盟盟长一职可以不要，但是沙氏家族兼领成陵济农一职，是元世祖忽必烈当年钦定，我们沙氏家族 500 户土尔扈特亲兵代代世袭，永不变更。700 年来，沙氏家族在伊金霍洛护佑着先祖陵墓，亦曾不敢移动半步。因此，任何移陵之企图，既是违背了 700 年的祖制，更是对我大蒙古成吉思汗先祖的不敬不恭！还请转告德王，如果他还承认自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血亲，请立即收回成命！

内田勇四郎和补英达赉游说无果愤然离去，沙王却再也坐不住了。因为这两个家伙撂下狠话，大日本皇军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决定，明年春暖花开之时，成陵必须移至后和豪特市北侧的大青山麓，沙王和 3000 达尔扈特亲兵必须同迁！同时，他俩还在伊克昭盟各旗进行秘密串联，动员王公贵族们通电脱离国民政府，归顺日本，接受德王自治政府的领导，共同说服沙王把成陵迁往后和豪特。

沙王召集各旗札萨克（执政官）反复商议对策，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在伊克昭盟力量弱小的当下，对日本人和德王不正面对抗，用一个“拖”字虚与委蛇，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把成陵向日寇和德王控制的地域迁移；二是，为了防止日寇和德王强行作逆，沙王带着蒙古各界联合签署的“迁陵签请书”辗转千里，亲自前往重庆，呈请国民政府定夺，准予将成吉思汗陵墓暂迁安全地带，“以避成陵被日伪劫持”。

1939 年 4 月 8 日，重庆国民政府经与重庆各界多方会商取得一致意见，同意批准了沙王转呈的“迁陵签请书”。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又经与军事委员会商酌，形成批准了《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办法》，明确：一是，先将成陵暂移成吉思汗征西时驾崩之地甘肃境内的兴隆山，之后再酌情将成陵移至青海；二是，成立了以沙王为首的等 7 位起灵致祭官组成的成陵西迁指挥机构，全权办理移陵事务；三是，详细规定了启运成陵的携带运行物品，并留下部分神物，供奉蒙古各界继续瞻仰祭祀；四是，明确了成陵西迁的军事安全事宜由驻守甘肃榆林的国民政府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全权负责；五是，要求成陵西迁所经之地，当地各界都要隆重组织迎送灵榇祭祀仪式；六是，对成陵的启运、路线和灵榇的安放地点、时限以及具体办法都作了详尽安排。七是，一俟大局稳定，即刻恭迎成陵东归灵榇圣地伊金霍洛。4 月 26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向蒙藏委员会发出训令：“如拟办理”。

公元 1939 年 6 月 11 日，酝酿准备了 8 个月之久的成吉思汗灵榇西迁车队，由数百名身披铠甲的土尔扈特铁骑引领，在数千名前来送行的蒙古各界代表的一片泪海中，在蒙藏活佛的诵经声和藏传喇嘛吹出的低沉的牛角号声中，以及伴随着鄂尔多斯高原的凉风细雨缓缓启动了。

此刻的新 3 师，已于一年前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从陕北府谷县前出至伊克昭盟的恰克图地区。这一次，被邓宝珊将军赋予了警戒成陵四周安全和派兵护驾成陵西迁的重任。

师长白海风，担任成吉思汗陵墓起灵现场的军事总指挥，指挥调度了新 3师第 7、第 8两个团的兵力，从方圆 10 公里的地域开始戒备，把成吉思汗陵墓四周围了个严严实实；中共地下党员、新 3 师第 7 团政治主任克力更，则指挥着 250 名骑兵，在西行车队两侧持枪纵马，全程护卫成吉思汗灵榇车队向着甘肃兴隆山坚定地进发了。

根据任务分工，在 300 里地之外的包头沙湾地区附近，父亲乌兰夫已经于成陵启动西迁的两天之前，率领新 3 师第 9 团的 800 名骑兵，在这里悄然完成了设伏战斗展开，对包头方向企图前来劫持成陵的日伪军张网以待。

路经延安时的盛大公祭仪式

根据父亲掌握的情报，日寇和德王伪政府得知了重庆国民政府批准成陵西迁的情况后决计破釜沉舟，命令驻扎在包头的伪蒙古军第 7 师师长穆克登宝亲自指挥部队偷袭伊金霍洛实施武力夺陵，并计划从后和豪特市派出一部日军协同作战。

父亲和师长白海风商定后决定针锋相对，联系请托了八路军晋绥军区战斗在大青山的绥蒙游击队，采取城市破袭、抢夺马场等积极的游击战法，对后和豪特地区的日军实施了袭扰牵制，使原定参与夺陵的日军首鼠两端，未能成行。

父亲乌兰夫则与中共地下党员、新 3 师第 9 团团长云蔚和政治主任寒锋，指挥着部队，在沙湾附近一个敌军必经的狭长的峡谷地带设伏。当伪第 7 师浩浩荡荡的骑兵大队穿越了峡谷，跟随在骑兵队伍尾部的 10 余台卡车也都开进峡谷后，父亲一声令下，枪声大作，炸点齐鸣，敌军准备武装抢运成陵神物的卡车瞬间全部炸毁，父亲迅即指挥着无一伤亡的 800 名骑兵撤回了鄂尔多斯恰克图的驻地。前来迎接的白海风师长告诉父亲，启运成陵的车队已经渡过黄河，安全进入陕西境内了。

我当时已经 7 岁，我还清楚地记得：为了躲避日寇、伪军和伪警察的抓捕，大姐云曙碧和大哥云曙光（布赫），已经去了延安。隔年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乌杰，从土默特旗塔布子村的老家转移到了伊克昭盟察克图的新三师所在地。我亲耳听母亲云亭说了一句话：“你爸爸去年在包头附近打了一个大仗。”多年后，我长大成人，身上也有了蒙古民族的血性。我这才深深地理解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是为了保护成吉思汗陵墓西迁打仗去了。

当年 7 月下旬，历尽艰辛，顺利完成成陵西迁历史大任的沙克都尔扎布王爷，在伊克昭盟札萨克旗新街沙王府举行盛大宴会，庆祝成吉思汗灵榇西迁成功。父亲乌兰夫、师长白海风，以及新 3 师三个团的团长和政治主任悉数应邀出席。沙王向各界来宾介绍了灵榇从 6 月 11 日在伊金霍洛启运，7 月 1 日抵达甘肃省榆中县，最终将成吉思汗灵榇暂存在兴隆山东山大佛殿的每一个情况细节。

沙克都尔扎布王爷动情地说道，这 20 天时间近2000 里地的路程虽然辛苦，但是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内地同胞对先祖成吉思汗的崇敬之情。最让我们随灵护驾人员万分感动的是路过延安时那震天撼地的一幕。

6 月 21 日，运送成吉思汗灵榇的车队抵达延安。在城东，中共中央铺设了 10 里灵堂，组织两万多各界人士，举行了盛大公祭仪式。

谢觉哉、柯庆施、滕代远、王若飞等中共在延安的各方领导人将灵榇迎入灵堂的瞬间，沙王一行顿时感到了热血沸腾！灵堂正上方悬挂着一排醒目的横幅：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沙王说，看到这个横幅，我们全体随驾人员的泪水无不夺眶而出！

沙王介绍说，当晚，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设宴款待沙王一行。毛主席举杯说道：“诸位已经看到了我们在迎驾成吉思汗灵榇的灵堂里挂出的横幅。我们中国共产党认为，从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开篇伊始，在这二千一百六十二年的时间里，有不下五百个封建帝王在中华大地登场亮相。但是，诸位可以想一想，除了成吉思汗，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哪一位曾经过往的帝王，仍然有着如此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能够让我们同仇敌忾，共抗外侮呢？我说，非成吉思汗莫属！”

把情况说到这里，沙克都尔扎布王爷激动地端起了一只青花海碗，斟满白酒，带领众人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声呼喊中，仰头将大碗白酒一饮而尽。饮罢，把碗重重摔在了王府的地毯上。

迎成吉思汗灵榇回归

光阴荏苒，岁月悠悠。流转的时空瞬间进入了公元 1954 年。这一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周恩来总理的积极推动下，党中央撤销了被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实施割裂分治政策而设置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内蒙古地区终于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高度统一。至此，在内蒙古地区实现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终于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内蒙古地区崭新的春天到来了。

父亲乌兰夫，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身处百废待兴的民族故土，面对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他的内心深处，与蒙古族同胞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民族情怀，即：早日迎接成吉思汗灵榇荣归故里！

1949 年 8 月 13 日，我西北野战军发动兰州战役的当天，国民党马步芳部将暂存兴隆山的成吉思汗灵榇，匆匆装上了两辆卡车，运到了青海省湟中县的塔尔寺。全国解放后，从 1950 年开始，父亲就多次向党中央、政务院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积极反映和上报关于呈请批准成吉思汗灵榇回迁鄂尔多斯的意见建议和报告。

1953 年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同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提出的把成吉思汗灵榇迁回伊金霍洛故地的请求，并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拨出专款 80万元人民币兴建成吉思汗陵园。

12 月 15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会议，成立了成吉思汗陵园迁建委员会。父亲乌兰夫在会议上郑重宣布：1954 年农历 3 月 21 日（公历 4 月 23 日）成吉思汗陵墓春季大祭前，将成吉思汗灵榇由青海塔尔寺迁回，并在伊金霍洛建立新陵园！在商讨由谁担任“内蒙古人民迎灵代表团”团长人选时，几位自治区的领导同志都当仁不让地毛遂自荐，一时争执不下。这时，坐在会议室后排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克力更起身高喊：“乌兰夫主席，当年，是你和白海风师长亲自指派我去护陵西迁甘肃兴隆山！今天，你还应当指派我去青海塔尔寺迎灵东归，我绝不辱没使命！”

会议室瞬间一片寂静，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平时性格开朗，此刻却是一脸肃穆的克力更。父亲乌兰夫的眼神与克力更静静地对视了片刻，父亲轻轻地说道：“克力更同志，我记得那一年，你还是一个 23岁的小伙子。现在，你也有白头发了。”克力更强忍着泪水，一言不发，眼神里充满着等待与期盼，会场上还是一片寂静。又是片刻，父亲说道：“我看，咱们这个‘内蒙古人民迎灵代表团’的团长，让克力更同志担任非常合适！”一锤定音的话音未落，克力更顿时热泪奔涌，全场响起了炸雷一般的掌声！

1954 年 4 月 7 日，伊金霍洛数百名身着达尔扈特铠甲的骑手开路，数十里地的道路两侧站满迎灵的蒙古族群众。在不停地祭拜灵车、不停地祭洒鲜奶、不停地敬献哈达、不停地奉送美食，以及不停地诵经和欢呼声中，克力更率领的“内蒙古人民迎灵代表团”经过 28 天的艰辛跋涉，终于将成吉思汗灵榇以及所有神物完好无损地请回了圣地，并安放在了原处。

担任主祭人的父亲乌兰夫和担任陪祭人的有关领导以及嘉宾，完成了规定的祭奠程序后一起登上甘德尔山梁。父亲亲自躬身破土，埋下了“成吉思汗陵奠基石”。至此，蒙古民族的不朽先祖——成吉思汗终于荣归故里，新陵园的建设也伴随着新中国建设的鼓点正式启动了！

那天，父亲乌兰夫说了这样的话：“这次成吉思汗灵榇迁回后的大祭与新建成吉思汗陵的奠基，生动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内蒙古各族人民要和全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家庭！”

1987 年 8 月，已过八旬之年的父亲，作为中央代表团的领导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庆典活动。父亲最后一次来到了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在成吉思汗陵园瞻仰祭祀。他老人家心潮激荡，向人们讲述了他与成陵结缘的这段令人震撼的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今天回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遂以耄耋之躯，聊发少年之狂，命笔填词一首，权当本文的结语：

诉衷情成吉思汗陵墓祭祀感怀

成陵风雨八百年，

弹指一瞬间！

万众护佑英雄，

忠魂筑高原。

八白室，

额尔多，

聚情缘。

一代天骄，

精神永在，

血脉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