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康有为的离合

梁启超和康有为的离合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高徒，他们因策动公车上书，变法维新，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篇章，康梁因此齐名，成为彪炳史册的启蒙思想家。曾几何时，他们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可当梁启超洞察其师背离真理、滞碍进步时，他会怎样抉择呢？康梁政治上分歧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康梁合作维新变法

康有为因上书变法，为“举国目为怪”。可是，少年梁启超却仰慕其名，于1890年8月，经同学陈千秋介绍得以结识。梁启超因是康有为政治活动的中坚和骨干，师生二人并称为康梁，成为志同道合的政治活动家。

1895年3月，他们同在北京，参加三年一度的会试大考，时值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接着，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京应试的举子们闻之无不义愤填膺，康有为由此感到“士气可贵”，从中悟出中国的希望，立即与梁启超、麦孟华筹划“公车上书”。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一次政治合作，康梁自此齐名，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毅然下“明定国是”诏，变法维新运动由此开始。然而，变法维新只坚持100余天，便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梁启超化装后由天津乘日本大岛号舰船逃往日本。康有为已经脱险，亦在流亡之中。10月25日晨，他们在东京相会，劫后余生，海外重逢，师生二人抱头痛哭，倾诉冒险经历。

“吾师大可息影林泉”

梁启超自此开始其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变法失败，海外见闻，梁启超的自主意识由此而躁动和崛起，虽为继承康有为的衣钵，然而，他的承袭不是抱残守旧、不合时宜。早在《新学伪经考》发表时，他就曾质疑乃师“好引讳书，以神秘性说孔子。”戊戌以后，他们之间的歧见日渐彰显，康有为的政治影响力，也逐渐为梁启超所代替。此时，孙中山也亡命日本，早就想和康有为会晤，可是，却被拒之门外，而让梁启超出面敷衍。没想到梁启超一见孙中山，便“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作北美之旅，梁启超与孙中山频繁接触，并赞成共同联合，再建新党，议定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

梁启超料定康有为定会阻挠，他说：“唯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去，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他还起草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劝退书，由康门13名弟子签名。这时，康有为正在加拿大的华侨中游说，为力促光绪复政、推行变法，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也称“中国维新会”，即中国保皇党组织。康有为一生视革命为异端，如今怎么也想不到，在他离开日本的日子里，最得意的门生已和革命党暗中往来，甚至无视师尊，发表劝退文。康有为气极之下，立即派出门生叶觉迈来到日本，勒令梁启超即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康有为和梁启超闻之欣喜。此时保皇会已是声名狼藉，难以维系。康有为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他让梁启超负责筹办。次年3月，这个国民宪政会在纽约召开，会议接受梁启超的建议，将保皇会改名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以寻找一条新的政治出路。

清廷的“预备立宪”不过是个幌子，以稳固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梁启超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不过，他以为政党政治却由此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乘时而动，组织的这个政党便是政闻社。康有为之所以默许成立新党，是因为梁启超曾许诺，这个新成立的政闻社，“暂不设会长，空其席以待先生。”

辛亥革命爆发后，维新改良的主张已如大潮中的泡沫，顷刻间破灭消沉。面对奔涌而至的历史潮流，康有为仍然执而不化。梁启超则能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中顺应潮流。

政治上的大分歧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梁启超为其所迷惑，称其为“中国现时一大人物”，并游说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成为联袁主谋。可是，当袁世凯露出其专制独裁的狰狞面目时，梁启超便愤而辞职而去。在袁世凯策动帝制逆流时，梁启超大义凛然地发表反袁宣言，并和蔡锷策划云南起义，武力讨袁。

康有为也是反袁派，所不同的是，他认为袁世凯称帝是“动了鸠占鹊巢之念”。总之，在讨袁的总目标下，离离散散、分分合合的康梁又走到一起了，这是他们政治合作的绝唱。

当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康有为立即在《上海周报》发表文章，公开他的清室复辟的图谋。他甚至转告梁启超，“若不相从，从此恐成敌国。”梁启超也立即发表文章，反对复辟帝制。梁启超为抚慰乃师的怨愤心情，曾专程赴上海看望康有为，并向乃师连叩几个响头，以表示歉疚之情。可是，康有为竟端坐不动、一声不吱，梁启超十分尴尬，只得起身辞行，至此，康梁关系已至冰点。

康有为毕其一生，将复辟帝制作为其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他早就与安徽督军张勋联系和策划，拥护被推翻的溥仪重登帝位。1917年5月，张勋率领他的辫子军进入北京，一场帝制复辟的闹剧终于喧喧嚷嚷地登场了。

在策划帝制复辟时，康有为虽对梁启超心存芥蒂，却仍想拉其入伙，没想到遭到梁启超的严词拒绝。他们师徒二人，一个谋求复辟清王朝，一个是保护民主共和的，从此已成为势如水火的政治仇敌。

张勋发表帝制复辟通电的当天，梁启超便旗帜鲜明地表态，严斥张勋、康有为开历史倒车的卑劣行径，指出，康有为“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康有为受到梁启超的严厉抨击后，极为恼怒，立即发表一封通电，历数梁启超自民元以来，对师尊的种种“大逆不道”。

康梁再次走到一起

1918年12月29日，梁启超乘日本横滨号轮船离开上海，次年2月18日抵达巴黎，开始他的欧洲漫游。梁启超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负责巴黎和会的会外外交事务，以争取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平等待遇。巴黎和会在美、英、法、意、日列强的把持下，中国的山东主权一直在秘密交易之中。4月29日，迫于日本代表的蛮横压力，英、美、法三国同意将德国在山东及胶州湾的所有权利让于日本。梁启超已经预料到中国的外交失败，4月24日，他便给外交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林长民拍去电文说，闻将以青岛转交日本，“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得此电报后，立即在《晨报》发表消息，警告国民：“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亡国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民众的爱国心由此而焕发激荡，五四运动就这样在北京兴起，又向全国蔓延。

康有为也大声疾呼，中国应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早早重开国内南北和议，以结束国内内战的状态。当北洋政府血腥镇压五四运动时，康有为又作狮子吼，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中，愤怒斥责北洋政府无耻卖国、大兴冤狱的罪行。梁启超归国后便发表声明，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在热爱祖国，维护民权上，康梁又走到一起来了。

当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出现时，梁启超,比乃师要透彻得多。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说：“中国几千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的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他还说：“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不惜给他表深厚的同情。”

他们都已进入晚年，所有的恩恩怨怨，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逝。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张云珠在上海病逝，梁启超亲往吊丧，师生二人自此尽释前嫌，和好如初。康有为直至晚年，都以有梁启超这样的学生为荣，言必称“小门生梁启超”。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隆重举办七十大寿庆典，梁启超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为康有为祝寿。

梁启超虽然与乃师的政治分歧颇深，可却终生难忘师恩，对其历史功绩更是倍加推崇，他说：“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恨，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始也。”距上海寿诞仅20天，康有为病逝于青岛家中，梁启超惊闻噩耗，放声痛哭，他连忙汇去300元，以充葬殓之费。4月17日，梁启超率康门弟子，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畿辅先哲祠不朽堂，为康有为举行盛大的公祭，参加者达数千人。梁启超的《公祭康南海先生文》，将祭奠活动推向高潮，这篇祭文说：“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当然，他也批评了先师的过错，“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屈从而漫应。”梁启超还给乃师送了一副挽联：“宗祝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张家康）